從一則買方拖欠案件看境外
一般說來，由一國政府安排專項財政預算資金開展的項目都是廣大出口企業認為的低風險甚至是無風險業務，往往在前期風險保障措施的制定上容易發生降低標準的情況。但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可以看看下面這樣一個案例：
2014年，被保險人四川省某大型國企下屬的外貿公司接到了南美某國交通部下屬的大型國企采購訂單，計劃訂購數萬噸的專用基建材料用于該國內的某基建項目。該項目是該國內重點基建項目，當地政府高度重視，該國總統曾派交通部部長專門來華溝通該項目事宜，當時該項目的土建已經完成，進入了最后一階段的設備安裝，按照建設計劃2015年11月前要全部完成。該項目由該國交通部下屬的某建設總公司（以下簡稱“最終買方”）牽頭招標，該公司成立于1972年，雇員1213人，國有企業，該國政府全資控股。此外，經過被保險人了解，該項目資金獲得了該國財政部專項預算安排保障。按照當地法律相關要求，被保險人與一家當地代理商組成一家聯合體公司（以下簡稱“聯合體”）參與項目投標、合同簽訂、合同執行。
從上述背景情況可以看出，本項目屬于一般意義上的“低風險業務”：政府重視，國家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合同買方資質優秀，貨物所涉項目執行正常。為了進一步規避收匯風險，被保險人還進行了如下風險安排：
一是通過協議約定被保險人和代理商雙方各自在聯合體中的權利義務，并明確相關的操作流程。
二是設立共管賬戶：被保險人、聯合體、最終買方、工行當地分行簽署四方賬戶監管協議，對于最終買方付出的貨款，將按協議約定的比例分配給代理商以及被保險人。
三是被保險人與聯合體、最終買方簽訂了三方協議，對付款路徑做了明確的約定——貨款僅能支付到被保險人指定的工行當地分行。
四是約定保證金：要求代理商向被保險人支付1000萬美元的保證金，約定在最后一筆貨款時抵扣。
五是被保險人與聯合體簽訂了應收賬款轉讓協議，約定在發生風險時，無條件將全部應收賬款追償權轉讓給被保險人，便于進行后續追討。
通過上述五條措施，對項目還款路徑、后續追償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相應安排，且收取了大額保證金，風控措施應該說非常完備。
合同簽署后，被保險人按照合同約定開始交貨，從2014年下半年到2015年4月期間的收款情況都很正常。但2015年4月后，項目貨款發生逾期且金額累計越來越大，累計逾期近6000萬美元，其中峰值時達到3000萬美元。經了解，是一個之前任何一方都沒有意識到的風險導致發生了大額逾期事件。
如前所述，該項目的還款來源是最終買方支付的貨款，因該項目屬于財政全額預算的國家建設項目，所以最終買方支付的貨款均來自于該國財政撥款。在制定此項目預算時，是以2014年年中時該國貨幣兌美元匯率為標準。但2015年年初開始，該國貨幣兌美元快速貶值，半年累計貶值幅度達50%。這是制定預算時沒有預見到的情況。根據當時的匯率水平折算，最終買方從財政部獲得的資金按當時的匯率無法兌換足額的美元支付貨款。彌補此預算缺口的辦法只能由該國財政部增加項目預算，但增加預算需要經過相應的審批流程，由此導致2015年4月以后到期貨款出現延遲。
逾期事件發生后，被保險人與中國信保迅速啟動了應急機制，采取了委派專人赴該國駐點催收、借助我駐該國使館和中國信保當地工作組的力量、通過當地法院向最終買方出具法律支付指令等諸多措施，最終于2015年底追回了全部逾期款項。
回顧上述案例，對于由國家財政安排專項資金保障的項目風險我們應該有更深入的認識：
一是匯率風險是容易被忽視的最大潛在隱患。本案例中，對資金來源、付款路徑、買方資質等各個環節都考慮到了，也做出了相應的風險安排，但惟獨沒考慮到匯率風險。最后正是匯率變動導致發生大額貨款逾期。外貿業務中，短時間內的匯率風險是相對較低的。但由國家財政安排資金的項目往往都表現出合同金額大、執行周期長的特點，這種匯率波動在發展中國家又體現得尤為明顯，一旦本幣匯率出現大幅貶值，拖欠風險就會陡增。
二是國家財政預算資金的變動難度是比較大的。一方面來講，無故減少財政預算資金的可能性非常低，這對出口商來說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要增加財政預算資金的難度也很大，且耗時較長。本案雖然最終通過增加財政預算資金的辦法得到了比較圓滿的解決，但其中的波折和困難是難以言述的。
三是一旦發生風險要善于利用第三方力量加以解決。本案追償過程中，被保險人報案后與中國信保積極配合，雙方主動向我駐該國使館匯報相關情況，尋求幫助，并充分利用中國信保在當地的影響，持續向最終買方施加壓力，督促其解決預算不足的問題。
總的來講，對一國財政安排預算資金的項目風險應該有正確的認識，外貿業務中，匯率波動是不能忽視的重要隱患。財政預算只是解決了資金來源的問題，并不能解決資金是否足夠的問題。財政安排預算資金不等于低風險，更不能等于無風險！(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四川分公司供稿)
